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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重大经济法案例

国内重大经济法案例：

例一、吴英集资诈骗案

吴英集资诈骗案，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浙江省金华市中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3年至2005年在东阳市开办美容店、理发休闲屋期间，以合伙或投资等为名高息集资，欠下巨额债务。为还债，吴英继续非法集资。

2005年5月至2007年1月间，吴英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先后从林卫平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用于偿付集资款本息、购买房产等，实际诈骗金额为3.8亿余元。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例二、王老吉加多宝商标权

1、前因后果

2001年后，看到凉茶市场蓬勃发展前景的鸿道集团董事长陈鸿道寻求再次续签协议，并最终如愿以偿，得到了两份宝贵的“协议”：广药集团允许鸿道集团将“红罐王老吉”的生产经营权延续到2020年，每年收取商标使用费约500万元。

这个惊人的低价，与“红罐王老吉”市场上的红火，形成了强烈反差。

2、导火索：

广药招募新合作伙伴　2010年11月10日，广药集团在“中国知识产权(驰名商标)高峰论坛暨广药集团王老吉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广药集团旗下“王老吉”品牌价值，经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为1080.15亿元，成为目前全中国评估价值最高的品牌。

同时，广药集团还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公开招募新合作伙伴。

3、事件结果

旷日持久的中国商标第一案价值1080亿元的王老吉商标之争终于有了定论，2012年5月10日晚间，广州药业在香港联合交易发布公告称。

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2年5月9日的裁决书，广药集团与鸿道（集团）签订的《“王老吉”商标许可补充协议》和《关于“王老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补充协议》无效，鸿道（集团）有限公司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

广州药业2012年7月16日公告，控股股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期为2012年7月13日的民事裁定书。

根据该裁定书，北京一中院就鸿道（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5月9日作出的仲裁裁决的申请作出裁定，驳回鸿道集团提出的撤销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2）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240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例三、万科股权之争

是中国A股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公司并购与反并购攻防战。2015年12月17日，一份王石内部讲话公开挑战宝能系，万科股权之争正式进入正面肉搏阶段。

按照万科公告披露，宝能系持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5.04%，距离控股股东地位仅一步之遥。2017年6月9日晚，中国恒大转让14.07%万科股权予深铁，终破”万宝之争”僵局。此次转让后，深圳地铁正式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万科大股东再次易主。

中国恒大公司于2017年6月9日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深圳地铁签订协议，据此将持有的共15.53亿股万科A股出售予受让方，总对价约为人民币292亿元，每股转让价格18.80元。预期将就出售事项产生亏损约为70.7亿元，惟以最终审计为准。

本次转让后，恒大此前所持14.07%万科股份全部出清，深铁持股由15.31%变为29.38%，超宝能25.4%持股成万科第一大股东。

目前万科各方股东持股比例依次为：第一大股东深圳地铁29.38%、第二大股东宝能系25.4%、第三大股东安邦6.73%。此前，3月份，恒大已经将所持万科股份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不可撤销地委托给地铁集团行使，期限一年。

例四、高德起诉滴滴

高德软件有限公司、高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诉称滴滴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并索赔7500万元。

高德诉称滴滴“挖角”，严重损害自身利益。高德称滴滴公司明知同为被告的几名员工在原告处承担要职且对原告负有竞业限制义务采用教唆、劝诱、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致使其脱离与原告的雇佣关系，并有部分员工离职前夕大量拷贝原告公司商业秘密。

此外，高德还诉称，滴滴的宣传具有片面性，有贬低其他同业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损害了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市场竞争秩序，违反了商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

例五、万福生科财务造假

万福生科最先被发现的造假行为是2012年半年报。在2012年半年度报告中，该公司虚增营业收入1.88亿元，虚增营业成本1.46亿元、虚增净利润4023.16万元，前述数据金额较大，且导致该公司2012年上半年财务报告盈亏方向发生变化，情节严重。

因此万福生科被湖南省证监局立案调查，并在2012年11月23日被深交所公开谴责。随着监管部门调查的深入，万福生科以往的“恶行”终于被揭露出来。万福生科2012年3月2日公告称，经公司自查发现2008年至2011年定期报告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初步自查结果如下：

2008年至2011年累计虚增收入7.4亿元左右，虚增营业利润1.8亿元左右，虚增净利润1.6亿元左右。据万福生科招股说明书及2012年年报，2008~2011年，该公司净利润分别是2565.82万元、3956.39万元、5555.4万元和6026.86万元，四年内净利润总数为1.81亿元。

可是其中有1.6亿元净利润是虚构的，实际上四年合计净利润数只有2000万元左右，近九成为“造假”所得。

证监会2012年5月10日召开新闻通气会，专门通报万福生科涉嫌欺诈发行及相关中介机构违法违规案的行政处罚结果，拟对万福生科罚款30万元，对平安证券、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博鳌律师事务所分别罚没7650万元、414万元、210万元。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万福生科案的行政调查现已终结。涉及刑事处罚部分的，证监会已于2011年4月份将万福生科及两名涉嫌犯罪的人员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涉及行政处罚部分的，现已进入行政处罚预先告知阶段。

由于涉嫌欺诈发行股票和信息披露违法，万福生科被证监会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龚永福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对其他19名高管给予警告，并处以25万元至5万元罚款。此外，拟对龚永福以及万福生科原财务总监覃学军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而平安证券在万福生科上市保荐工作中，未能勤勉尽责，并存在虚假记载，证监会拟对其给予警告，没收其该保荐业务收入2550万元，并处以2倍的罚款，暂停其保荐机构资格3个月；对保荐代表人吴文浩、何涛处以30万元罚款，撤销保荐代表人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另外，证监会拟对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没收业务收入138万元，并处以2倍的罚款，撤销其证券服务业务许可；对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没收业务收入70万元，并处以2倍的罚款，且12个月内不接受其出具的证券发行专项文件。同时，证监会也对两家机构的涉案人员进行依法处罚。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吴英集资诈骗案重审改判死缓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红罐之争今日开庭加多宝索赔3096万广药索赔1.5亿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万科股权之争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 高德起诉滴滴不正当竞争 并索赔7500万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万福生科财务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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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案例分析：

经典案例分析

案例1：李某是一机械公司的经理，在与某铝厂洽谈合作项目期间，到该厂内参观。当李某正在参观某车间时，突然发生爆炸事故，致使李某严重伤残，经住院治疗，支出医疗费若干元。李某向某铝厂索赔，某铝厂按照李某的伤残情况给予了赔偿。某铝厂赔偿后，认为引发这次事故的高压气阀是该厂向某租赁公司通过订立融资租赁合同租来的设备中的一部分。于是，某铝厂以租赁物有瑕疵并造成严重事故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租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1)事故原因是由车间内一高压气阀松动引起的

；(2)高压气阀系某铝厂从某租赁公司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租来的设备的组成部分，该租赁物是某铝厂自己选择并确定出卖人的；

(3)高压气阀松动并非租赁物的瑕疵所致，而是因承租人的使用不当造成的. 问：法院变明事实后应如何处理此案?为什么?

分析：这是融资租赁合同中当事人权利义务问题，融资租赁与一般的经营租赁不同，一般的经营租赁只涉及两方当事人，租赁物造成损害的由出租人承担；融资租赁涉及三方当事人，融资租赁的当事人一般要求是法人，融资租赁的租赁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承租人承担，出租人不承担责任。

案例2：1992年，上海某无线电厂使用国际融资租赁方式，经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保，从日本三菱集团租进一套全新单放机磁头生产线。购买该生产线连同技术专利费共计2亿日元。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期限五年，从第二年开始，每半年支付一次租金，租金包括九次分期支付的价款、贷款利息及租赁手续费等。租金支付采取产品返销方式。租赁期满，以100日元象征性作价方式把设备所有权转归上海某无线电厂。由于上海某无线电厂圆满完成了租赁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最后在五年的租赁期满后，无线电厂向日本三菱集团象征性地支付了100日元后，取得了该套单放机磁头生产线的所有权。 问：1．什么是融资租赁? 2．本案中的融资租赁合同有何特殊之处?

分析： 融资租赁合同

1．所谓融资租赁，是指由出租方融通资金后，根据承租方的选择，以出租方的名义购买租赁物，并将租赁物出租给承租方的行为。因此，融资租赁是具有融资、融物双重功能的租赁交易，它涉及出租方、承租方和供货人三方当事人，并由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两个以上的合同所构成。

2．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出租人三菱集团本身就是全新单放机磁头生产线的生产厂家，它既是出租人又是供货人。所以合同中约定，在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交足租金后，无线电广只需付象征性价格即可取得该套单放机磁头生产线的所有权。 案例3.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绍兴市纺织集团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一、案情介绍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纺织集团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商业银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财务开发公司

案由：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原审原告诉称，1995年3月20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公司）在北京与绍兴市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公司）签订回租购买合同书，约定：中信公司向纺织公司购买POY偏细丝生产设备并出租给纺织公司使用，纺织公司以租回使用为目的，向中信公司出售上述租赁物；租赁物总款为171万美元；货物的所有权于合同生效日起归中信公司。同日，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绍兴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绍兴市财务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根据购买合同在北京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书，约定：中信公司为出租方，纺织公司为承租方，商业银行、财务公司为担保方；租金币种为美元；租赁物与购买合同中的货物相同，其实际成本包括至合同生效日止投资公司为购买及向纺织公司交付租赁物所发生的全部费用，金额与购买合同中租赁物总价款相同；租金分六期支付；租赁期限36个月，即从1995年3月20日起至1998年3月20日止；如纺织公司未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投资公司除有权收回租赁物外，纺织公司须按迟延支付期间中国银行公布的一至三年期三个月浮动贷款利率120%、按复利方式计算支付迟延罚息；商业银行、财务公司承诺对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利息、罚息及其他费用各承担50%的代为清偿的连带责任。合同签订后，纺织公司于1995年3月20日向中信公司发出货物支付通知书、供货方出具的有关合同货物的发票复印件及签署的租赁物件收据。中信公司于1995年3月28日向纺织公司支付了全部购货款。纺织公司除支付租金13.8万美元外，其余租金尚未支付，至1998年7月31日共计2122563.69美元。中信公司多次催要未果，故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偿还租金本息、迟延利息至1998年7月31日共计2122563.69美元及自1998年6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的租金利息，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及相关费用。

原审被告纺织公司，对中信公司起诉的事实及请求无异议。

原审被告商业银行辩称，1995年3月20日，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绍兴市越城合作银行（以下简称越城银行）在该合同上盖章，承诺在纺织公司应向中信公司支付的全部租金及费用的50%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商业银行开业时，越城银行已自动解散，因此中信公司起诉越城银行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依法予以驳回。纵观中信公司起诉时提供的所有附件不难发现，承租人纺织公司并没有租赁合同所指的租赁物件，租赁物件所有权从回租购买合同发票看应属浙江宝越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越公司）而非纺织公司，故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整个交易过程中仅有资金而无物件，是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的行为，是出租人为争得较高利息而与承租人签订的虚假合同。纺织公司明知所涉物件所有权并非归属自身，仍以物件所有人名义欺骗担保人，担保人越城银行并不知悉实情，承诺承担保证责任是违背自身真实意思表示的，故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责任。按照《浙江省融资租赁管理暂行规定》及法律规定，中信公司自行就未生效合同进行履行，也与担保单位无涉，由此产生的责任也不应当由商业银行承担。

原审被告财务公司辩称，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签订的合同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

原审法院查明和认定，1995年3月20日，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签订回租购买合同书，主要内容为：中信公司应纺织公司的要求，向纺织公司购买POY偏细丝生产设备（以下简称合同货物）并出租给纺织公司使用，纺织公司以租回使用为目的，向中信公司出售上述合同货物，合同货物总价格为171万美元；纺织公司应于合同生效后90日内将合同货物全部交付中信公司，合同货物的所有权于合同生效日起由纺织公司全部转让给中信公司；中信公司收到纺织公司提供的供货方出具的有关合同货物的发票复印件、纺织公司签署的租赁物件收据、纺织公司要求支付合同货物款的通知函并在合同生效后10日内，将货款汇付纺织公司。同日，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越城银行、财务公司又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书，约定了租赁物件、租赁日期、租金及租金支付、租赁物件交付、违反合同处理、担保等内容。其中担保条款为：如果纺织公司未按合同规定偿还租金、利息、罚息及其他费用，越城银行、财务公司负有50%代为清偿的连带责任。当日，纺织公司向中信公司出具了购买为人宝越公司的合同货物的发票复印件、租赁物件收据及要求中信公司支付合同货物款的通知函。1995年3月28日，中信公司按照纺织公司要求支付合同货物款的通知函的指令，将合同货物款1658700美元电汇至宝越公司。此后，纺织公司向中信公司共支付租金13.8万美元。另查明：1996年12月6日，经绍兴市人民政府批准，越城银行等九家信用合作社被纳入绍兴市合作银行组建范围。1997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复浙江省分行，同意绍兴市合作银行开业，包括越城银行在内的九家信用合作社同时解散，成为绍兴市合作银行的分支机构。1998年5月14日，经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分行批准，绍兴市合作银行更名为商业银行。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纺织公司与中信公司均确认合同货物的实际使用人为宝越公司；纺织公司确认其不是合同货物所有权人。中信公司主张纺织公司系合同货物的所有权人，但未能举出相应的证据。

原审法院判决，一、纺织公司于1995年3月20日与中信公司签订的回租购买合同书及与中信公司、越城银行、财务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书无效；二、纺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信公司返还一百六十五万八千七百美元；三、纺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信公司赔偿占用一百六十五万八千七百美元的利息损失（自1995年3月28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中国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单位美元存款利率计算，已以租金形式支付的十三万八千美元从中抵扣）；四、驳回中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宝越公司是纺织公司的集团成员之一，其资产是纺织公司财产的组成部分，纺织公司对合同标的物既享有所有权也具有事实上的管领力；二、《回租购买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没有规避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形；三、越城银行和财务公司为纺织公司出具担保未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回租购买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有效。

二审法院查明和认定，各方当事人除对合同货物所有权的情况存在争议外，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在二审审理过程中，针对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中信公司补充提交了纺织公司的章程和纺织公司的国有资产信用验证证明，用以主张纺织公司对合同货物享有所有权和管领权。纺织公司章程第四、五条确定：宝越公司为纺织公司的成员企业，成员企业均以现有资产全额投入，以九三年年度报表为准。第二十八条确定：纺织公司与成员企业实行二级核算制，对成员企业的存留资金，纺织公司可实行集中使用或统一调配。纺织公司的国有资产信用验证证明记载纺织公司的实收资本中包括宝越公司的全部资本。商业银行提供了宝越公司进口货物的发票和货物征免税证明，货物的征免税证明显示，该批货物系免税进口，受海关监管，且纺织公司向中信公司出具租赁物件收据时，合同货物还未报关。另查明，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还签有抵押合同，但至今未主张行使抵押权。

二、判决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纺织公司在并未实际占有合同标的物的情况下与中信公司签订回租购买合同，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因回租购买合同无效，融资租赁合同亦无效。对此，纺织公司和中信公司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纺织公司应将收取的回租购买合同项下的货物款返还给中信公司并赔偿占用该款期间的利息损失，其以租金形式向中信公司支付的款项予以充抵。越城银行和财务公司在违背其真实意思情况下为纺织公司提供担保，且融资租赁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不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及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三）项，判决：一、纺织公司于1995年3月20日与中信公司签订的回租购买合同书及与中信公司、越城银行、财务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书无效；二、纺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信公司返还一百六十五万八千七百美元；三、纺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信公司赔偿占用一百六十五万八千七百美元的利息损失（自1995年3月28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中国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期单位美元存款利率计算，已以租金形式支付的十三万八千美元从中抵扣）；四、驳回中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判决，本案所涉标的物并非纺织公司的财产，且系海关监管的货物，未经海关批转并补缴关税不得转让，中信公司按约定只取得了货物发票的复印件，并未也不可能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故原审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回租购买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无效是正确的，原审法院认定对于合同无效纺织公司与中信公司均有过错亦无不当。纺织公司应返还依无效合同从中信公司取得的款项，并支付占用款项期间的利息。中信公司不能证明为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担保的越城银行和财务公司明知合同无效，或对合同无效负有过错，故商业银行与财务公司不应再承担责任。中信公司的其他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越城银行和财务公司在违背其真实意思情况下为纺织公司提供担保，且融资租赁合同未实际履行，故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评析

1.本案纠纷的性质是：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的出卖方与承租方为同一主体，出租人在并未实际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的情况下与承租人签订回租购买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在出租人履行了给付货款义务后，承租人拒绝按合同支付租金，担保人拒绝承担担保义务而引起的经济纠纷案件。

2.中信公司与纺织公司签订了回租购买合同，但合同项下的货物受海关监管，纺织公司通过合同将其所有权转让给中信公司的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该货物的所有权也不可能转让给中信公司，因此该回租购买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3.本案中回租购买合同无效，中信公司仅取得了货物发票的复印件，并未实际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纺织公司也没有实际占有、使用租赁物，因此融资租赁合同的标的租赁物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当事人仅进行了资金往来，该融资租赁合同也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对于合同的无效，中信公司及纺织公司负有过错。

4.本案中融资租赁合同的担保方越城银行在签订了担保合同之后丧失主体资格，并入商业银行，其权利义务由商业银行继续承受。

5.本案的担保方商业银行及财务公司并不知悉出租方未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的情况，所签订的担保合同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担保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商业银行及财务公司不需要承担担保义务。

具体到本案，供货人与承租人均为纺织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回租购买合同及融资租赁合同，纺织公司先将其名下的货物卖给中信公司，获得一笔融通资金，然后再以租赁的方式租用已卖出的货物，按约定分期向中信公司支付租金。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当事人采用这种方式融通资金，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法无禁止，便视为许可。但是，本案特殊之处却在于，供货人兼承租人纺织公司所称的货物实际上是处于被海关监管状态的，在未经海关批准并补缴关税的情况下不得转让，因此导致了以转让该批货物所有权为目的的回租购买合同无效，买受人兼出租人中信公司没有也不可能取得该批货物的所有权。而本案中的融资租赁合同是以回租购买合同项下的货物作为租赁标的物的，但出租人中信公司既没有取得该租赁物的所有权，承租人纺织公司也没有实际占有、使用该租赁物，也就是说，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没有实际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在当事人的融资租赁关系中。失去了标的物，融资租赁合同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因此该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中信公司和纺织公司对于两个合同的无效都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担保方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明知合同无效或对合同无效负有过错，应认定其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所为，可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经济法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题，以下是几个案例：

某乡镇企业为购置设备，向银行贷款30万元，企业以自有工具车一辆作抵押（评估价10万元），另由乡财政所作保证。贷款到期后，企业仅归还15万元，其余贷款及利息无法偿付，为此，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乡财政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

1.乡财政所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为什么？

2.法院对此案应作如何处理？

3.如果保证人不是乡财政所，而是B公司，但保证方式没有约定，该案应当如何处理。

案例1

1．乡财政所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因为乡财政所是国家机关，不能作为保证人，因此其保证行为无效，故不承担连带责任。

2．法院对此案应作如下处理：拍卖或变卖企业抵押的工具车，以拍卖、变卖款偿付银行贷款；不足清偿部分，企业应通过其他方式继续清偿。

3．若保证人不是乡财政所，而是B公司，B公司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为《担保法》规定，保证方式没有约定的，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银行拍卖或变卖工具连（抵押物）偿付部分贷款后，不足部分可以直接要求B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某快餐店为促销，在大众媒介上宣传称：凡在1996年3月1日—3月15日期间来本店就餐的顾客，都能获得惊喜——精美礼品一份；若想知道是什么惊喜，请在上述期限来本店就餐。3月12日，顾客王某一家来该店就餐，询问可获得什么礼品，被告知必须先消费满50元，然后在吃完离店时凭收银条领取奖品一份。于是王某一家购买了价值55元的食品。等他们吃完去领礼品时，又被告知最后一份礼品刚刚发完，没有了。双方遂发生争执，王某一家认为快餐店欺诈消费者，实际做法与广告不符；而快餐店店员认为是王某运气不好，吃得太慢，广告只是为了招揽顾客，本身就不全是真的。问：

1.该快餐店的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的哪些规定？

2.快餐店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快餐店违反了广告应当真实的原则。尽管广告属于要约邀请，但《广告法》中明确规定禁止虚假广告。此外，我国《广告法》还规定：广告中对商品的性能、产地、用途、质量、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允诺或服务的内容、形式、质量、价格、允诺有表示的，应当清楚、明白；广告中表明推销商品、提供服务附带赠送礼品的，应当标明赠送的品种和数量。

2.快餐店对消费者应承担民事责任，因为它发布虚假广告，欺骗了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以补一份礼品并向消费者赔礼道歉。快餐店的行为还应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可采取责令停止广告发布、公开更正、罚款等形式。

1.原告南山支行因与被告富山公司发生用益物权抵押合同纠纷，向该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10月31日，被告富山公司为装修富山地下商贸城，与原告南山支行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约定：南山支行分别借给富山公司人民币610万元和美元100万元。双方同时签订了两份抵押合同，约定：富山公司以其对富山地下商贸城（面积1万平方米）拥有的管理权和出租权分别为这两笔借款进行抵押担保。但借款到期后富山公司不能依约还款，南山支行因此提出诉讼。

另查明：富山地下商贸城（面积11178平方米），是该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修建的地下设施。在修建过程中，被告富山公司的前身太和珠宝有限公司曾投资约5000万元参与建设，该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为此曾下文件确定：该项设施的产权归国家所有，富山公司对投入建设部分有长期使用管理权、出租权。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富山地下商贸城的长期使用管理权、出租权因现在的权利人不能履行债务而转移给他人行使一事，表示同意。

问：（1）本案富山公司用属于国有资产的富山地下商贸城的长期使用管理权和出租权作为抵押担保，该抵押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2）本案如何处理？

解：（1）抵押合同为有效合同。因为富山公司对富山地下商贸城享有长期使用管理权和出租权，是能够给权利人带来利益的财产权利，行使权利的结果完全能够达到保证债务履行的目的。并且将这种用益物权用于抵押，担保法虽没有明文规定许可，也未明文禁止，同时富山地下商贸城的所有权人对因该抵押引起的用益物权转移表示同意。同时该合同是在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基础上签订的用益物权抵押合同，应为有效合同。

（2）被告富山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南山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610万元和美元100万元及其利息，至本判决生效期间的利息按双方合同约定计算。被告富山公司逾期不履行判决，以富山公司抵押的富山地下商贸城的用益物权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用益物权所得价款抵偿给南山支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富山公司负担。

2.珠江公司与长江公司于1999年10月1日签订了一份买卖机床合同。该合同约定：全套机床设备的价款为人民币250万元，长江公司需在2000年1月1日前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珠江公司在长江公司安装调试完毕之后15天内一次性向对方支付全部价款，任何一方违约应向对方支付10%的违约金。该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经过公证机关进行公证。为了保证珠江公司按时付款，双方于1999年10月10日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由珠江公司将其拥有的一栋价值500万元的写字楼作抵押。该抵押于10月25日在有关部门进行了抵押登记。在长江公司正式交货之前，珠江公司认为该机床价格过高，即电传要求长江公司减少部分价款。长江公司考虑到与珠江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即同意按原价格的10%减价，即减为225万元，并正式回电答复。长江公司按期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在其安装调试期间，机床价格大跌，珠江公司要求再次降价，长江公司不同意。为此，珠江公司拒付货款，双方发生争议。长江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珠江公司支付250万元及承担违约责任。法院审理中发现，珠江公司向银行贷款300万元而将同一栋写字楼抵押给银行，并于1999年10月20日办理了抵押登记，该写字楼经评估现值为人民币450万元。

问题：（1）长江公司要求珠江公司支付250万元货款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为什么？

（2）如果将珠江公司的写字楼拍卖，长江公司能否优先受偿？为什么？

（3）本案如何判决？（难）

解：（1）能够支持。因为虽然珠江公司第一次提出减价请求时，尽管长江公司正式作了答复，珠江公司予以确认，但由于双方合同是经过公证的，因此，双方变更合同的条款未经公证机关备案，不具法律效力。故长江公司请求支付250万元货款的请求能够得到支持。

（2）不能优先受偿。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的债权人抵押，抵押合同已登记生效后，应按抵押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在珠江公司与长江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登记之前，珠江公司与银行就同一项财产签订了抵押合同并登记。故应先将该写字楼的变现价值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剩余部分才用来偿还长江公司的债权，长江公司对此剩余部分有受偿的权利。

（3）判令珠江公司偿还长江公司人民币250万元及违约金25万元。用抵押写字楼的变现价值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剩余部分用于偿还长江公司债权，不足部分，由珠江公司另行偿还。

经济法案例：

如果有确凿证据证明乙公司确实财务困难，甲公司可以中止履行合同，但是应该及时通知乙公司。

甲公司是在履行不安抗辩权，即双务合同中先履行义务的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相对人财产减少或者不能及时给付，可以暂时中支履行合同，直至对方财务能力恢复。

该案例中，甲公司发现乙公司财务困难，并涉入多项诉讼，可能没有能力支付货款，如果有确切证据证明其财务困难，可以履行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