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被判无期，是不是太重了！上诉高院有没有改判的可能
首先，我对你朋友表示遗憾。发生这样的事大概是谁都没料到的。而且根据你的说辞你朋友顶多就是个从犯，并没有多大的罪。但是就我觉得，改判机会可能不大。为什么？
1、因为中院判了，即使是证据不足，他都判了。按照刑事诉讼法来说，证据要确实充分。采用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如果没找到证据不能认定一个人有罪）。除非法院肯再次进行调查，你可以申请，我国法院是有调查权的！
2、我国的法院是没有独立性可言，受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制约。而后两个机关有命案必破的压力，有人自动送上门当然愿意。怎么可能听你的说辞？（这并不绝对，看是怎样的公安和检察机关了。）推荐你去看看（陈有西：北海律师案的《刑诉法》意义）
3、你朋友判的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吧。除非你朋友能说出是谁伤的，要不然就是他了。不知道最怕，讲一个。你的律师是不会告诉你的。因为那样他就有可能涉嫌作伪证。。。
最后，即使我是觉得没希望，但还是衷心祈祷能够还你朋友清白。毕竟对于我这样学法的人来说，能看到法律的公正才是最大的开心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对律师辩护的影响
《刑法》“第306条”出台十几年来，不少律师因该条法律受害，刑事案件年年递增，而律师参与辩护的刑事案件却逐年减少，为何？律师的心都凉了。而律师退出刑辩，势必使冤假错案更加层出不穷。x0dx0a一、“第306条”破坏控辩双方的平衡。x0dx0a控辩式诉讼的设计，其本意是要在对等的条件下，使控辩双方处于平衡状态，然后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处理。“第306条”使律师不敢调查取证，只能从控方的证据中找出瑕疵和漏洞。如果律师参与调查，被告人改变了口供，或证人改变了证言，控方就可以依据“第306条”拘捕辩方律师。控方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完全破坏了控辩双方的对等原则。x0dx0a二、“第306条”打击了律师刑辩的积极性。x0dx0a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律师只要还有一碗饭吃，都不愿意去触碰“第306条”这个地雷。“第306条”出台后，刑案辩护逐年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恐怕是立法者当初始料不及的。刑案本来收费就低，再加上随时有坐牢的危险，精明如律师者，谁愿意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x0dx0a三、“第306条”是变相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x0dx0a律师可能是身陷囹圄的犯罪嫌疑人唯一的救星，“第306条”使律师望而却步，致使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律师的帮助和辩护。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形同虚设，实际上是间接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而没有律师的辩护，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只有交给道德和良心。而现实告诉我们，道德和良心根本靠不住，为了追求破案率，为了追求办案成绩，各种各样的刑讯逼供已超过了国人的想像力。x0dx0a四、“第306条”是制约律师制度发展的障碍。x0dx0a中国的律师制度刚刚起步，像一棵幼苗在风雨中飘摇。“第306条”对律师制度的破坏，这么多年来有目共睹。据全国律协的不完全统计表明，从1997年到2011年共有140多位律师被套上了“第306条”的罪名进行追诉，有30多位律师被判刑。x0dx0a五、“第306条”给报复律师开了方便之门。x0dx0a北海四律师伪证案，律师参与辩护的案件都还没有侦破，案件事实均还未水落石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都还未被法院认定，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连犯罪嫌疑人都还不能定罪，但公安机关却先把参与辩护的律师抓起来，荒唐至极。案件都没判，怎么就断定律师错了？说不定最终证明是公安机关弄错了呢？x0dx0a六、“第306条”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x0dx0a受到公权力追诉时享有辩护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公民的法律知识有限，在失去自由之后更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尚没有沉默权的规定，而法律赋予他委托律师辩护的基本权利，也因律师不敢或不愿参与辩护而失去。x0dx0a七、“第306条”是对法治文明的破坏。x0dx0a我的一位朋友说：“可以没有民主，不能没有法治。”法治是每天在新闻里、报纸上以及官员们的嘴里叫得最响的词汇，而“第306条”恰恰是给法治文明抹黑的条款，是暴力条款。x0dx0a八、“第306条”是对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冒犯。x0dx0a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的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第17条规定：“律师如因履行其职责而其安全受到威胁时，应得到当局给予充分的保障”。调查取证是律师办案的基本权利，但现在调查取证却成了我国律师执业的危险地带，稍有不慎就会因为触犯“第306条”而被刑拘。所以，“第306条”事实上把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剥夺了。x0dx0a九、“第306条”让新刑法蒙羞。x0dx0a新刑法为展现法治开明，为了与国际接轨，让律师提前介入，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为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这貌似进步。但接着又出台“第306条”套上一条锁链，“第306条”出台前没听说有律师因为参与刑事辩护而被追诉，“第306条”出台后却一个又一个律师因为参与刑事辩护而锒铛入狱。如果真有律师胆敢以身试法，教唆证人作伪证，那么用刑法第307条足可以定罪处罚，为什么一定要单列一条专门针对律师的伪证罪？x0dx0a十、“第306条”是传统思维的延续。x0dx0a按照“第306条”的思维，凡是被公安机关刑拘的人，都是有罪的，必须做出有罪的供述，不招供自然有无数的办法让你认罪。认罪后律师介入，如果翻供喊冤，那必定是律师作怪，引诱嫌疑人翻供或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妨害公安破案。故再想方设法让嫌疑人、证人指控律师诱供，然后把律师收监，公安大获全胜。如此这般，是传统思维的延续。x0dx0a附：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1款：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即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贵阳小河案和北海律师案哪个在先
贵阳小河案发生于2008年9月10号
而北海律师案起因是2009年“11.7杀人抛尸案”.2011年1月底，北海检方书面建议北海市公安局启动伪证罪司法程序。2011年6月13日，北海市公安局以“妨害作证”刑拘南宁市百举鸣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在新、中龙所主任罗思方、青湖祥所律师梁武成、通城所律师杨忠汉。从而发生北海律师案
因此贵阳小河案在先
你如何看待刑法306条？
伪证是很容易作的，随便找几个人，告诉他么怎么说，就会形成伪证，这些所谓的证人和律师都会构成伪证罪。几年还不抓一个律师，你觉的是多还是少啊。律师是懂法的，甚至精通法的，司法机关只要敢抓，必定是掌握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刑辩律师的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规范。这两起案件，没有冤枉一个律师，他们知法犯法，跟执法人员犯法没有什么区别，社会危害性极大，必须予以严惩。 同时严惩他们，不是为了打击某一行业，也是为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
希望有律师谈案,给我们说说”北海案”,起因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律师关注呢?
主要由杨金柱律师发起、陈光武律师亲自率领的北海法律援助律师团伍雷、朱明勇、杨名跨、张凯、王兴六位律师，严格按照中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权利，进行有利、有理、有节、依法的工作，在到北海后48小时，就迫使北海警方释放了三个律师，一个证人（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同时，杨金柱最早接到救助呼吁的杨在新律师，反而被以主要嫌疑人身份批准逮捕。根据北京媒体记者的调查报道，在律师团到北海当天，广西警方在南宁进行了高度保密的内部磋商。律师港湾可以看出，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不管一些地方法制已经被损害到何种程度，在公开化、法制化的社会舆论面前，法律仍然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武器。任何强权，都不可能毫无顾忌。律师团的作用，只是用自己的无畏精神、深厚的法律功底、履险恭亲、精诚大义，让人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法律的光辉，看到了正义之师的力量，看到了当前中国正义的声音并没有完全凐灭。
什么事死磕派律师，求详解
死磕，北京话，就是没完，和某人或某事作对到底的意思。最代表性的一句就是“跟你丫死磕”，用于表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跟你耗上了的态度。
死磕派律师就是对“以叫板，较劲，不通融，不认输，不达目不罢休”的“一派系”的律师们的称谓。
死磕派一词的首创者是杨学林律师，“黎庆洪案”后，死磕这个词就不断出现在杨学林的微博和博客上。2013年2月，杨金柱、陈光武、杨学林、刘志强等在“黎庆洪案”中死磕过的律师在江西办理“桂松案”时，斯伟江又发了一条微博，戏称：“你们死磕这班人又去搞新案子啦，不如任命你们为死磕派。”不久后，杨学林发了一条微博，根据辩护风格，将中国刑辩律师分成三种：死磕辩护派、形式辩护派和勾兑辩护派。后两者分别指走过场、做足样子的辩护律师和通过幕后勾兑解决问题的律师。
2013年7月24日，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死磕派律师更要维护法治社会》一文，肯定了死磕派律师的作用，提出“政府应主动团结这些律师群体，让他们成为决策的参谋之一”，但同时也提醒“切忌私下小范围形成与政府对立的意见和行动，将自己划到政府的对立面”。
同年8月28日《南风窗》18期刊登的《死磕派律师》一文中，认为死磕派律师的涌现，在律师江湖中掀起了不小波澜，也在更大的话题域中产生死磕派律师“到底是磕出法治中国，还是磕坏中国法治”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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