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医患关系现状
近年来，在医疗界，一个新的现象惊人地出现和扩大，这就是伤医杀医。并且，在近几年中，中国各地的医院中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张，更有许多即将从事医生这一职业的学生们都对此产生了畏惧和恐慌。今天我将对中国当今的医患关系现状进行分析，并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 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整个医学最本质的内涵是医方与患方的关系。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方”已由单纯的医务人员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全体机构和人员；“患方”也由单纯的求医者扩展为与求医者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不管是从道德还是从利益关系角度来看，其实医生和患者都应该是同一阵营的共同体。因为从目标来说，医和患有共同的终极目的，那就是早日战胜病魔，使身体康复。但是就是这样原本应该站在一起的两者，近年来会频频爆出令人震惊的矛盾关系和血腥惨案。
“不要学医！”这4个字，来源于温岭杀医案后被医护人员群体广为转发的一张网络照片。楼顶上，一名医生的白大褂背上写着这4个黑色大字。
今年10月26日，浙江温岭第一人民医院三名医生被一名男子捅伤，其中一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两人重伤，而事后当地政府的处理更是引起了医生群体的强烈不满。
中青舆情监测室对2013年1月以来媒体报道的20件伤医事件进行了统计。从受害者的职业身份来看，一线医生首当其冲，占到75.0%，护士占比为25.0%。同时，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显示，与去年的医患关系舆情相比，2013年，医护人员群体自我保护的呐喊更为强烈，但网络对医护群体依然是骂声居上。这带来的是医护人员群体继续为医疗体制“承伤”，他们和大众患者的诉求愈加“错身而过”，医患之间更加缺乏共识。医生被杀、护士被劫持，一次次血淋淋的残酷现实背后，是谁把医患双方推向了持刀相见的境地？
在我看来，在医患关系越搞越僵的背后，真正的隐忧逐渐凸显出来。在我们的国家，现行的医疗体制存在着漏洞，因此才会给闹事者机会，使医疗人员处于危险中。
在我国，从事医生行业，所获得的待遇并没有那么好。中国的医生队伍数量庞大，但是医生的工资水平却在各行各业中排名甚后。现在大家都在批中国的医生会开大处方，可是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难道中国这么多的医生开大处方是集体的道德沦丧？不能用监管不力或者道德的集体沦丧来解释这个社会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制度把大多数人逼成了这个样子。
搜狐网里有则新闻说的好，当一个行业被集体“逼良为娼”，说明我们的制度该反思了。
现在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基本工资低于公务员和教师。目前北京大医院4年住院医基本工资1000多元，工作20余年的教授基本工资2000余元，乡村医生仅几百元。北京协和医院工作50年的顶级专家退休工资也仅有3000多元。部分在协和工作一辈子的老专家也可因患大病致贫需全院医生为其募捐。公立医院的医生一旦生病或退休，仅有1000-3000元基本工资，部分高龄老教授仍在坚持出门诊以获得挂号费提成收入贴补家用，年轻医生购买商品房的压力非常大。
因此，中国大多数医生是在超负荷工作、是在拿着远远低于其付出的低薪酬为人民为国家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医生不能从自己付出的技术劳动中获得应得的、能够维持其有尊严生活的合理合法收入。所以，这将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那就是医生逐渐丧失了工作热情，许多有经验有技术的医生放弃了行医，伤了医生的心，医生们学会了开大处方，医生们学会了不认真看病，医生们对待患者越来越不上心。
所以，越来越差的就医质量逐渐让患者也忍不了了，患者们开始愤怒，患者们开始讨价还价，于是那些较为极端的患者群体就会采取伤医杀医的手段来表示愤怒和发泄愤怒。
然而，近年来伤医杀医的案例显然也出现地太频繁了些。究其原因，那是因为患方对医方的态度愈来愈差，加之医方对自身利益的高调抗争，使得某些唯利是图的人看到了攫取利益的发财点，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业——医闹。这些医闹的出现更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医生们更感威胁，对自身安全的呼声越来越高，自保意识的增强使得许多医生更加不敢大胆为患者诊治，这也使得医疗质量更加变差，于是伤医杀医的现象愈演愈烈。
2012年12月至2013年7月间，中国医院协会等机构的调查表明，中国医院场所暴力伤医事件逐年递增，每年每所医院发生的平均数从2008年的20.6次上升到2012年的27.3次。
受到生命安全的威胁，在如此重压之下，中国的医生开始不再默默地看病。越来越多的伤医杀医事件使中国的医生开始自行思考着危险的根源，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尊严和生命安全而奔走，示威，口诛笔伐。
温岭事件爆出后，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100多名医务人员趁下班时间，聚集在医院内，打起了“还我尊严”、“医疗暴力零容忍”的横幅标牌。连日来，浙江杭州、台州等地多家医院都自发悼念遇难医生王云杰。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在微博上“哭自己的行业”：“健康是我们共同的梦想，疾病是我们医患共同的敌人。唇亡齿寒，同命相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命之不存，梦将附焉？凶杀已为今日医生不该承受的生命之重，何日医生能回归纯纯的治病救人之职能？”
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体制的不完善。近年来的伤医杀医事件频发于三级医院中，这正体现了我国医疗卫生制度的基本矛盾——“大医院，挤破头，小医院，空荡荡”。有媒体评论认为，频发的医患冲突正源于此，“核心是优质医疗资源供给短缺”。 基层医疗资源不足，水平欠缺，经常发生误诊的现象，使得病人为寻求可靠的诊疗向大城市的三甲医院集中。医生超负荷的工作使其无力完善与患者的沟通。同时，医疗教育的制度并未在医患沟通技能中给予学生强化训练，使得医生缺乏良好的沟通技能。
同时，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都没有及时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严重不足，医院自负盈亏的体制，都促使患者承担了过多的诊疗费用。同时，社会贫富分化，矛盾加剧的问题在费用高昂的诊疗过程中被激化。医生和患者，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原本是一种温情的救助关系，在今天却被异化成一种简单的金钱关系。但矛盾的是，看病救人却不同于市场里使用金钱的一般交易。这种交易天然有风险，不能提供三包也无法保证售后。患者花了钱，却不一定能买到健康。并且，医疗行业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行业，患者和医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这也成为了激化医患间矛盾的导火索。
再者，患者申诉和维护权益渠道不畅通也是影响医患关系的一个直接原因。我国虽已于几年前就施行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但发生医疗事故之后，光是事故鉴定费用就高达几千元，患者维护权益成本太高。医闹这一荒唐职业的出现，也恰好直观而现实地体现出了这一原因。
还有，在医患关系逐渐紧张的过程中，媒体的不实报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医生收红包、收回扣、见死不救等等，各种医疗行业负面事件时常见诸媒体。不可否认，其中确有一些医生的不端行为使得医疗行业整体被污名化，但也有一些负面事件是媒体过度渲染乃至无中生有。患者眼中的医生，从白衣天使跌落成白眼狼，媒体“功不可没”。新闻媒体不够详实的报道，促使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理解，不能换位思考。部分医务人员没有设身处地替患者着想，而是较多地考虑医疗机构和自身的利益。而有些患者对医务人员也缺乏理解，不了解医学的复杂性。
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通过一些改革来改进和完善医疗体制，使医患关系重新走向和谐。
对于今年的温岭杀事件，李克强总理给出了批示，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医疗秩序。
同时公安部也公开表态，对暴力伤医事件将坚决“零容忍”。来自政府的维护正在逐步进行，医生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应该受到起码的保护。
同时，我们还应进一步进行医疗改革，完善法律法规，让暴力伤医杀医者受到应有的严惩，也对医生的行医进行规范和监管，保证医疗过程中的行医质量；也应该为患者的申诉和维权提供有效的法律途径，这样才能保证患者不采取杀医伤医的极端手段。
再者，我们还应将眼光多多投向基层医疗机构。应该加强基层医疗人员行医水平的培养，使基层医院也能让患者信得过，让患者放心在当地的基层医院就医，这样也可以减轻三级以上医院的就医负担，提高安全性。
并且，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医生的就业待遇。比如让医生自由执业、增设药事服务费、提高技术服务费、提高医生工资水平等措施，提高医生的收入，当付出和回报成正比时，医生自然不会开大处方、对患者冷淡、不认真看病了。
总而言之，我国的医患关系紧张已不是一两天，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暴力矛盾冲突更是让我们对看病难、行医难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多的呼吁。我们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医疗人员的生命安全和正当权益，同时通过改革促使患者能少花钱看好病，这样才是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的正确方式
因“陶勇”一案将医患关系推向风口浪尖，如何改善医患的现状？
陶勇是北京朝阳医院的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而他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因为他遭遇了一次非常恶劣的伤医事件：他被自己的一位患者用菜刀砍成二级重伤。
保住了患者的视力，自己却最终受到伤害
陶勇是一位能力和水平非常高的眼科医生，年轻有为的他不仅发表了很多篇论文，而且还救治了无数人的眼睛，替患者找回了光明。
而且陶勇还非常善良，在看到一个个因为疾病缠身而又家境贫困的患者后，陶勇无数次自己掏腰包，就是为了能够给予患者更多支持和帮助。
这次伤医事件的凶手崔振国竟然也是陶勇医治过的一位患者之一。在陶勇为其做手术，保住了崔振国的一部分视力以后，崔振国不但不感激，反而心生怨气，他认为自己的伤病和困境，都是医生带给他的。
2020年1月20日，崔振国携带凶器闯入陶勇的诊室。当时陶勇正在给病人看病，而崔振国直接走到起身后拿起凶器就猛烈挥向陶勇的后脑部位。
后来经过陶勇的奋力逃脱，同时还有很多勇敢的陌生人对崔振国进行阻拦，陶勇才最终保住了性命，而他也因为这次被砍，而使得他的左手无法恢复到原来一样，也因此，陶勇再也无法给任何一个病人做手术了，令众人为其感到痛惜。
医患关系的改善，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协调
这起事件发生后，医患关系也再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如何才能真正改变现状，减少伤医事件的发生，成为了很多人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当下给医院配备完善的安检制度，是能够一定程度减少伤医事件发生的。
除此以外，陶勇后来写的一本书《目光》也提到了他自己对于医患关系改善的看法，他认为可以设立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培养家庭医生，让人们能够生小病的时候在社区医院看病，而比较严重的病再去大医院、三甲医院看病。这样就能够很大程度减少大医院中的患者聚集程度，能够让专业的医生更能发挥用武之地，而不是将大量时间都花费在看小病上。
我认为这些方式都是可以改变医患关系的方式，但是要执行起来肯定需要多方面、多部门的协调和努力，而且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但是我们依然要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这样才能早日改善医患关系。
当今医患关系现状
医患关系的现状
医患关系“人机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学高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治，使诊断、治疗、护理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在大医院自动化、信息化、遥控化的诊治手段被采用，医生通过机器、仪器、设备等高技术服务设施获得患者的生理指标、生化指标等数据，并且具有敏感度高、精确、迅速等特点，为诊治提供重要依据。这种以机代人的趋向，淡化了医患之间的思想交流，加重了医生对高技术设施的依赖，忽视了患者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
医患交往“经济化”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现有卫生资源仍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要求，存在着“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等状况，在供需矛盾的情况下，也实行了宽松政策，如允许多种形式办院、试行点名手术、业务有偿服务等，缓解了“三难”，满足了群众的一定需求。然而在一定事实上出现了医疗服务商品化倾向，在医患关系上有经济化趋势，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已渗透到医患关系中，甚至出现了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
医患要求的“多元化”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倾向也反映在医患关系上。医生要求患者主动配合诊治，医患关系应该是“指导-合作型”或“共同参与型”，尽量避免不合作型或冲突型；患者对医疗卫生保健的要求在层次上、档次上也有差别，呈现出多元化趋向，有的患者追求优质服务，要求高档病房甚至非医学需要服务，有的患者要求基本的医疗保健；有的患者甚至连最基本医疗保健也难以实现。
医患关系调节方式上的“法制化” 医患关系的调节方式主要*道德，然而当医患关系的道德规范上升到法制化时，医疗秩序就更为完善了。目前，医患双方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对保护各自权力和自觉履行各自职责的观念日益强烈，为卫生立法提供了思想基础。另外，高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引来了一系列社会化问题，也迫切需要卫生立法来解决，如利用高新技术进行性别鉴定；人工授精、体外授精带来的家庭道德、社会问题；器官移植中供体来源和卫生资源分配中的公正问题等，都直接涉及医患关系，仅*道德调节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法制调节，这已是势在必行了。
当今医患关系的现状及原因
一、医患关系的现状及原因
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日趋激化。说到“看病难、看病贵”，每个患者都有许多话要说，“回扣”、“红包”等不正之风也在群众中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据中国医师协会2004年《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将近3／4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达60％之多。每家医院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起以上，打伤医师5人；北京医师协会对北京市71家二级以上医院的统计表明：近3年共发生殴打医务人员事件502起，致伤、致残90人。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医护人员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转行的逐年增多。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医务人员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报考医学院校。
二、医患矛盾
1、医院重程序服务轻人文关怀。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重仪器检查、治疗等客观操作，无意中把患者“物化”了；现行的医学教育方式缺乏人文教育，导致一部分从医人员素质低下、自身修养欠缺；诊疗流程设置不科学造成“三长一短”现象。
2、少数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低下，服务不到位，对患者治疗不精心，存在“冷、硬、顶、推”等现象；收受红包、回扣等不正之风的蔓延，导致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度降低。
3、医患沟通不畅。部分医务人员的沟通意识不强，态度不积极，技巧不熟练。
4、医疗资源匮乏且配置失衡。占全球人口22％的中国，医疗资源仅占全球的2％，而且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保障覆盖面小，45％的城镇人口和80％的农村人口基本没有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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