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行政侵权赔偿案件执行中有关问题的复函
（1993年6月16日 法函＜1993＞51号）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3）甘法执请字第002号《关于行政侵权赔偿案件执行中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应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负责赔偿。如果负责赔偿的行政机关暂无执行能力，应当中止执行，待中止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林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的复函(2020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林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的复函
（1993年12月24日，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林业部：
你部林函策字（1993）308号函收悉。经研究，同意你部所提意见，即：林业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法定期限内既不起诉又不履行的，林业主管部门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是否属于司法解释？
复函不属于司法解释，但是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不过不及司法解释广泛。
因为司法解释相当于最高法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及规范性文件在司法实务领域中具体含义的阐述和下级法院在对法律理解性问题及具体操作中请示的批复，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普遍适用性，各级法院必须执行。
复函分二种。实体案件复函和纯程序性复函。
实体性复函又称具体案件复函一般指仅对下级法院(省高院）就某个个案中定性或存疑点进行答疑，一般下级法院报请时会附上审委会倾向性意见，以便最高院审核。就其效力只涉及本案。当然，最高法院会将其一系列函复汇编，供法律人士在同案或相似案中参考执行。
至于纯程序性复函是指对下级法院就司法实践中某个程序问题的复函。因为司法程序具有共性化，也较稳定，故下级法院一般就该问题均会作为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适用婚姻法问题的通知的请示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适用婚姻法问题的通知的请示的复函
（1981年4月13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1）粤法民字第51号函收悉。
所请示的问题，同意你院第一种意见：仍按本院（81）法民字第4号《关于适用婚姻法问题的通知》执行，对新婚姻法实施以前受理未结的婚姻案件，在判决中仍引用原婚姻法的有关条文。但对引用原婚姻法的理由，在判决中可作简要说明。
（下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向居住在外国的我国公民送达司法文书问题的复函
一、关于我国人民法院向海牙送达公约成员国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外发（1992）8号《关于执行＜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有关程序的通知》和司发通（1992）093号《关于印发＜关于执行海牙送达公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中已有明确规定，即我国法院若请求公约成员国向该国公民或第三国公民或无国籍人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有关中级人民法院或专门人民法院应将请求书和所送司法文书送有关高级人民法院转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送司法部转送给该国指定的中央机关；必要时也可由最高人民法院送我国驻该国使馆转送给该国指定的中央机关。我国法院向在公约成员国的中国公民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可委托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委托书和所送司法文书应由有关中级人民法院或专门人民法院送有关高级人民法院转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径送或经司法部转送我国驻该国使领馆送达给当事人。送达证明按原途径退委托法院。二、接到我国法院委托送达司法文书的使、领馆发现委托法院有违反规定的送达程序或者司法文书的格式不规范、地址不详细等情况以致不能完成送达时，应备函说明原因，将司法文书及时退回原委托法院。三、一方或双方居住在外国的中国公民就同一案件，不论其起诉案由如何，分别向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起诉，我国法院已经受理，或者正在审理，或者已经判决的案件，不发生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问题。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我国法院裁定承认的外国法院判决，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四、关于我驻纽约总领事馆请示函所提司法文书邮寄给当事人后，当事人未及时退回送达回证，应如何回复原委托法院问题，我们意见仍按外交部领事司领五函（1991）12号《关于送达司法文书若干问题的说明》第三、四、五的规定办理。对使、领馆在驻在国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的诉讼文书，经过一定时间（由使领馆根据具体情况掌握，如一个月内），送达回证、回执等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可以将情况写明函复委托法院，由委托法院依法确定送达日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陈伯恩与泉州制药厂房产纠纷上诉案的复函
附：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陈伯恩与
泉州制药厂房产纠纷上诉案的请示报告
（1990年12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审理的陈伯恩与泉州制药厂房产纠纷上诉一案，因审判委员会研究意见不一致，现将案情以及处理意见请示如下：
上诉人：泉州制药厂。
法定代表人：傅子污，泉州制药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翁志显，泉州市鲤城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美琼，泉州市鲤城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陈伯恩，又名陈恩义，男，六十九岁，菲律宾籍人，经商，住菲律宾马来亚。
委托代理人：陈伯成（系陈伯恩胞弟），男，五十四岁，泉州农械厂职工，住鲤城区螺珠巷2号。
委托代理人：郑新芝，福建省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房屋所有权纠纷。
讼争屋坐落在泉州市鲤城区济东巷5号，为土木混合结构平房，面积约260平方米左右。系被上诉人陈伯恩于一九三七年三月购置，卖契纸上买受人、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发的土地所有权状上的所有权人以及解放后泉州丘领户册载明的业主均为陈恩义，泉州地籍图上该地又标名“陈祖琦”（系伯恩父）。由于陈伯恩长期在菲律宾生活，该讼争屋由其父陈祖琦（已故）代管。一九五0年新中制药社由私人集资合股筹建，因缺厂房，由当时该社董事长、陈伯恩的堂弟陈兆祥出面向陈伯恩的父亲陈祖琦承租讼争屋济东巷5号房屋。因生产、经营需要，新中制药社征得陈祖琦同意，对济东巷5号房屋进行翻建。翻建后陈祖琦提出租10年后无条件返还房屋，而药社则提出20年后返还，因双方意见不一致，协商无法达成。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新中制药社与泉州老范志万应神油铺及泉州开元寺秋水轩制药厂合营为国营新中制药厂。济东巷5号厂房作为新中制药社的财产合入新中制药厂，并作为泉州新中制药厂的固定资产，有工厂的投保单及“固定资产明细分类帐”为证。一九五六年底国营新中制药厂易名泉州制药厂。
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一九六五年九月陈祖琦以陈恩义名义与制药厂订立了三个有关济东巷5号房屋产权和租金、税金分配的协议：一是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日，协议规定，厂方租建的济东巷5号厂房，由于该房地内有部分旧存建筑物，经协商地皮属陈恩义所有，房屋产权药社占80％，陈恩义占20％；二是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订立出租协议，租金收入药厂73．83％，陈恩义26．17％，房地产税、房屋修理费药厂80％，陈恩义20％；三是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五日，协议明确房屋产权及建筑物药厂80％，陈恩义20％，地皮、水井陈恩义自有，房屋修缮费药厂80％，陈恩义20％，租金分配药厂70．81％，陈恩义29．19％。房产税药厂80％，陈恩义20％地产及水井税陈恩义负责。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三年，济东巷5号先后出租给捷华工场、泉州乐器厂、泉州文化用品厂、泉州制鞋厂、制药厂。陈祖琦以陈恩义名义分别同上述厂家订立了租赁合同（注：一九七一年三月至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该房屋由泉州市房管局统管并出租）。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泉州市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以泉房落地000042号通知书，通知泉州制鞋厂和许尾娟，将济东巷5号房屋自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起退还业主自管。一九八三年一月，泉州市落实私房政策领导组办公室又以泉房落（83）第01号函，通知泉州制鞋厂，并抄送泉州制药厂和许尾娟，对泉房落字第000042号通知作了更正，该函称：“济东巷5号地基确系许尾娟所有，前出租泉州制药厂，并由制药厂搭建成屋。”该屋产权应由泉州制药厂与原土地所有人许尾娟协商处理。”
一九八七年九月陈伯恩以房屋系其所置，其父擅自以其名义与他人订产协议将房屋出租、改建是不妥的，且其父当时也是迫于形势，违背心愿所为等为由，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收回房屋，泉州制药厂辩称，原新中制药社是向陈伯恩租用基地建成厂房的，一九五五年公私改造该厂房作为该社的生产资料参加合营，三十多年来一直作为该厂的固定资产使用、投保，现土地属国家所有，厂房应属工厂所有。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济东巷5号系原告所有，原告父以原告名义与泉州制药厂签订产权变更协议，药社（厂）明知原告父亲不是产权人而与其订立协议是无效的，允许原告收房。于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判决讼争屋属陈伯恩所有，陈伯恩付给药厂房屋翻建费9320元。泉州制药厂应当在判决生效的一年内，负责将房屋腾空交还陈伯恩管业。
一审判决后，制药厂不服上诉。上诉理由除认为新中制药主是向陈伯恩租地建房外，还有讼争厝地是一九三七年取得。当时原告仅15岁，不具完全行为能力，不可能有购置该厝地的经济实力，以及自己取得房屋是根据国家公私合营政策，并已付了股息给原新中制药社股东。
案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对讼争房产权原为陈伯恩所有意见一致，但对陈祖琦以陈伯恩名义与制药厂（社）所订立的产权、租金、税金协议是否有效有不同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陈伯恩虽是一九八0年后才回国，对讼争房屋提出产权主张，但其父陈祖琦一九五0年就把房屋处分，陈伯恩应当知道这些情况，而长期不提异议，故应认定协议有效。第二种意见认为：陈伯恩八0年以前是否知道房产被处分现无法认定，即使陈伯恩已知此事，但其父作为非产权人其行为未经陈伯恩明确追认，故应认定协议无效，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拟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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