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币种的金钱之债是否发生抵销权
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这是我国合同法关于债务法定抵销的基本规定。按照通常的学理解释，适宜抵销的债务是种类之债和金钱之债。但是，不同种类的金钱之债可否抵销？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要求的“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要件。假如甲企业对乙企业有不动产租赁合同租金债权（以日元计算），以生效的仲裁裁决为据，请求法院予以执行。乙企业提出异议，理由是乙企业对甲企业有买卖合同解除后的价款返还请求权（以美元计算），并有法院生效判决对此予以认定。乙已向甲发出通知，主张两债权抵销，故不应再有执行问题。在该事例中，一方的债务是以日元计算，另外一方的债务是以美元计算。这一问题当然与执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此问题，目前尚未检索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立场，也没有发现中国学者的专门论述，更不存在什么通说立场或者权威意见。上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答。以下进行学术探讨，供实务参考。有观点认为，不同币种的金钱之债彼此可以抵销。主要理由是：特定的货币根据某一时点的汇率是可以进行兑换的。换言之，不同币种的货币可以通过相互换算，从而达到同种币种的目的。因此，上述设例中两债务所对应的币种虽存在差异，但由于可以兑换，故可以认为两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从而可以行使法定抵销权。上述理论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从解决中国实务问题的立场着眼，似应以否定不同币种金钱之债场合的抵销权为宜。以下说明相关理由：其一，什么是我国可能的通说立场呢？我国目前的民法解释论深受德国法的影响，因而，德国民法的解释论对我国通说的形成最具参考价值。通过查阅德国权威的注释书《民法典慕尼黑评注》和《民法典施陶丁格评注》等，发现德国通说见解认为，分别以外国通货和本国通货计量的债务根本不属于“相同种类”，相应地，抵销仅于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场合始得为之。按照上述德国通说见解，上述设例中的两项债务，由于分别以不同的货币计量，根本不属于相同种类的标的物，因而不发生抵销权，任何一方当事人不能够单方主张抵销（法定抵销不可能），只能够通过合意抵销（合同法第一百条）。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抵销的合意，便得不出抵销的结论。其二，从中国外汇管理制度着眼，自建国以来，就中国的企业与个人存在着由强制结汇（1949年至1979年）到逐渐放松管制（1980年至2007年）进而到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2008年外汇管理条例第五条，意愿结汇）的变迁。企业和个人可以自由拥有和支配外汇的范围逐渐扩大，甚至国家允许企业和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外币计价结算（注意外汇管理条例第八条但书）。国家意志撤退的领域，也正是允许企业和个人意志舒展的所在。另一方面，在中国对外汇实行管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下，外汇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个人而言本身具有稀缺性。外汇固然是一般等价物，但它又不仅仅是一般等价物，还具有一般等价物之外的特殊意义或价值。如果任由一方主体借助抵销制度使相对人的外汇债权在非同种通货的情形下归于消灭，无异于剥夺了该外汇债权人所享有的一般等价物之外的特殊意义或价值，有失公平，也是对于该外汇债权人意志的漠视。其三，可否依目的解释得出允许抵销的结论？有观点认为，我国民法中设立法定抵销的目的有二：一是节省给付的交换，降低交易成本，突显民法效益原则；二是确保债权的效力，即在双方当事人互负债务时，如一方当事人只行使自己的债权而不履行自己的债务时，对方当事人可以以单方意思表示行使权利进行债务抵销，从而保护其正当利益不受侵害，以体现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该观点认为，不同币种的货币可以根据一定的汇率通过相互换算，从而达到同种币种的目的。通过换算而达到抵销，这是完全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的。另外，对不同货币的金钱债务进行抵销可以节省给付的交换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这有利于加速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结，也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体现我国民法的效率原则。上述观点看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时至今日，德国民法通说在德国依旧，想德国法学人才辈出，法学方法论何其发达，上述区区论点不会没有人意识到，也不会没有人提出过，可是为什么不为通说所采呢？看来，就此问题想通过简单的逻辑推演（所谓“论理解释”）加以解决，想法未免天真。依目的解释并不能当然得出可以发生抵销权的结论。真正理解其背后的原因，恐怕还应向当事人的意思寻找。当事人签订合同，约定价款或者租金以美元或者日元支付，必然有其特殊的目的。此种目的，已然体现在当事人的约定之中。而按照“契约严守”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当事人的约定，对于他们而言，便相当于他们的法律。有效的合同约定，同样也会得到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尊重。对于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或者租金，纵然是以外币表示，在裁判主文中也不会变成人民币（比如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舟商外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浙商外终字第84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0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437号裁决书等），均表明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其五，什么是可能的裁判立场？相较于学说，我国司法裁判对于法条的解释宁可从严，也不从宽。对此，可有许多事例加以佐证，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将债权人代位权场合可得代位的债权解释成为“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第一款）。由此出发，对于本案争议问题，对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要件，从严解释，即不同通货计量的债务属于不同种类的债务，更符合法院的习惯做法。最后，有必要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在前文所举设例中并不适用。依该条后段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债务抵销虽有异议，如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是一方当事人有抵销权，而设例中的争点在于是否有抵销权。如上所述，否定不同币种债务之间产生抵销权，在实践中更符合对于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理解，由此，并不涉及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适用问题。综上，不同币种的金钱债务属于不同种类的债务，不应发生抵销权。
民事诉讼胜诉律师费可以由对方承担吗
一、 民事诉讼胜诉律师费 ， 交通事故 案件律师费可以要求对方承担。 《 民法典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侵害他人造成 人身损害 的，应当赔偿 医疗费 、 护理费 、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 残疾赔偿金 ；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 丧葬费 和 死亡赔偿金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3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 抚养 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早在2000年作出的关于印发《关于民事案件审理的几点具体意见》的通知中针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提出“律师费在性质上属于财产利益，原则上可作为损失。” 交通事故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费是否支持各地法院做法不一样。比如： 合肥 一般不支持律师费，但上海支持。2005年的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下发《关于审理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赔偿为处理事故产生的费用(如交通费、误工费、取证费、律师费等)的，若该费用已实际发生，且为必须合理，可予支持。” 二、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 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只要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约定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则在起诉或仲裁时，关于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一般都会得到支持。因此，合同双方在拟定合同时，可将律师费列为违约赔偿内容中，甚至可以将律师费的承担方式、承担标准也详细列明。在拟定这样的违约条款时，须特别注意必须明确写明“律师费”，其他如“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均属约定不明确，可能不会得到关于律师费的支持，法院对此约定的审查非常严格。原告在起诉时须提交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 委托合同 和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律师费发票作为律师费支付的 证据 。但是支持的具体数量会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根据案件性质酌情支持，通常法院会支持“合理”的律师费用，而并非全部的费用。 三、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合理的律师费。 1、法律援助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第7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办案必要开支，受援方列入诉讼请求的，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判由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因此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建议将律师费列入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方承担。 2、 著作权 侵权案件： 《 著作权法 》第48条规定：“ 侵犯著作权 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 违法所得 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 侵权行为 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 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的规定， “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 代理 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3、 商标侵权 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商标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明确规定：“ 商标法 第56条第1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4、 专利侵权 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专利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可以将权利人因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计算在赔偿数额范围之内。” 5、不正当竞争案件 《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20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 法规 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6、 合同纠纷 中 债权人 行使撤销权诉讼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6条明确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 债务人 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 7、担保权诉讼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 》第21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分析：债务人如约履行 债务 ，债权人的权益即能得到实现，由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债权人不得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实现权利，由此所支付的律师费是当事人为实现其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属于当事人的财产损失，《担保法》第21条规定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应当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8、仲裁案件 仲裁可对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1994、1995、1998、2000版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简称《贸仲规则》)都有类似规定，仲裁庭有权在裁决书中裁定败诉方应当补偿胜诉方因为办理案件所支出的部分合理的费用，但补偿金额最多不得超过胜诉方胜诉金额的 10%。在实践中，此费用也包括律师费，但有胜诉金额10%的比例限制。 而最新的《贸仲规则》(2005年版)则取消了此10%的限额规定，第46条规定“费用承担： (一)仲裁庭有权在仲裁裁决书中裁定当事人最终应向仲裁委员会支付的仲裁费和其他费用。 (二)仲裁庭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裁决书中裁定败诉方应当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合理的费用。仲裁庭裁定败诉方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费用是否合理时，应具体考虑案件的裁决结果、复杂程度、胜诉方当事人及/或代理人的实际工作量以及案件的争议金额等因素”。显然，这给了仲裁庭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综上所述，如果案件属于交通事故类案件，或者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那么 民事诉讼胜诉律师费 可以要求败诉方来进行承担，当事人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此类纠纷，务必咨询当地的专业律师，仔细核实自身案件情况及合同条款，尽量避免自己的损失。
什么是违法合同
违法合同，是指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订立的合同。违法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受法律保护的合同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分析
并不是所有当事人之间协商达成一致签署的合同，就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必须要满足签署的合同内容合法，并且双方都不存在被逼迫等情形。对于债权转让等涉及到第三方权益的，必须要得到债权人、债务人以及此第三方同意之后，该合同才有效，并且受法律保护。合同的无效的情形有：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是当事人或当事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广义合同指所有法律部门中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狭义合同指一切民事合同。还有最狭义合同仅指民事合同中的债权合同。合同又称为契约、协议，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是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相一致的协议。只有当事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合法，合同才具有国家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从成立之日起生效，具有国家法律约束力。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六条 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一百五十三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四百六十五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赔偿律师费的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中 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几种情形
根据我国现行相关司法解释，在以下九类中，明确规定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合理的律师费：
一、人身损害赔偿、名誉侵权、交通肇事案件
《民法典》（2021.1.1生效)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3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早在2000年作出的“关于印发《关于民事案件审理的几点具体意见》的通知中针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就提出了“律师费在性质上属于财产利益，原则上可作为损失。”
二、法律援助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第7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办案必要开支，受援方列入诉讼请求的，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判由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因此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建议将律师费列入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方承担。
三、著作权侵权案件
《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的规定，“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四、商标侵权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明确规定：“商标法第56条第1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五、专利侵权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可以将权利人因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计算在赔偿数额范围之内。”
六、不正当竞争案件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七、合同纠纷中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诉讼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6条明确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
八、担保权诉讼案件
《民法典》（2021.1.1生效)第六百九十一条【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债务人如约履行债务，债权人的权益即能得到实现，由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债权人不得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实现权利，由此所支付的律师费是当事人为实现其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属于当事人的财产损失，《民法典》（2021.1.1生效)第691条规定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应当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九、仲裁案件
仲裁可对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1994、1995、1998、2000版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简称《贸仲规则》)都有类似规定，仲裁庭有权在裁决书中裁定败诉方应当补偿胜诉方因为办理案件所支出的部分合理的费用，但补偿金额最多不得超过胜诉方胜诉金额的10%。在实践中，此费用也包括律师费，但有胜诉金额10%的比例限制。
最新的《贸仲规则》(2005年版)则取消了此10%的限额规定，第46条规定：“费用承担：(一)仲裁庭有权在仲裁裁决书中裁定当事人最终应向仲裁委员会支付的仲裁费和其他费用。(二)仲裁庭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裁决书中裁定败诉方应当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合理的费用。仲裁庭裁定败诉方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费用是否合理时，应具体考虑案件的裁决结果、复杂程度、胜诉方当事人及/或代理人的实际工作量以及案件的争议金额等因素”。显然，这给了仲裁庭更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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