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人物（民法典号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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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简述法学的历史发展和重要贡献的人物。

历史法学派的特征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形成了以胡果和萨维尼等为首的历史法学派，该学派诞生之初代表了德国封建贵族的利益，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法学流派之一，并统治欧洲法学界长达近一个世纪。在19世纪，历史法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学思想发展的主流。 胡果：胡果最先将历史性的实用主义批判引入法学领域，他在对“历史性的”自然法理论表示赞同的同时，反对纯理论的自然法学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他在《作为实定法哲学的自然法》中认为，由于法学家从事的是文科研究，并不进行任何实验，所以他们的一般性的思索对立法没有价值。他指出，一定民族的各种法规、法律，不会顾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如同医生在开处方时，总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会顾及医学的一般原则一样。因此，历史主义的个别化的观察方法与一般化的认识方法是对立的。基于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立法者对法发展的僭越。他指出，“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统治者的法学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贤明多少。”他们试图将法纳入各种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谬的，法的本质之源是习惯法。从现存的历史和比较观察中，必然导致出将来应发生的事情。而与此相对，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确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标准。当然，在这一点上，胡果还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识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鸠在继承法国道德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对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 萨维尼：系统论述历史法学派之基本观点的是萨维尼。他通过对法的产生、法的本质和法的基础三个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时候， 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 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在《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这种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 最后，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

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 在萨维尼看来，法律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和语言、风俗一样，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意识”的体现。法律是民族意识的有机产物，是自然而然逐渐形成的。法律起源于习惯，习惯是法律最初的不成熟的表现形式。法律是自发地渐进地演化而成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识创造的产物。萨维尼这种法律观的哲学渊源是进化理性主义。进化理性主义认为，社会、语言和法律都是按照演化的方式自然发展而成的，而不是由任何人依凭理性设计出来的，因而社会、经济、法律制度都不可能以演绎推理的方式加以重构。而建构理性主义基于对人类理性具有无限能力的盲目自信，主张一切社会、经济、法律制度都是由人类伟大的理性创造出来的，既然人类自身创造了各种制度和文明，那么人类也就能够按照理性设计随心所欲地对它们进行重构和改造。 萨维尼表面上主张一种消极立法论，认为法律犹如原野之草木，可以无需任何辛劳而生长，实质上其主旨在于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那种急功近利式的立法观念，强调制度设计之前的成熟的理论探讨。在立法方面，萨维尼始终对人类僭妄的理性持高度的戒心。萨维尼花费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罗马法理论，为后来制定著名的《德国民法典》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从萨维尼开始阻止立法到德国大规模编纂法典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可见萨维尼成功地阻止了当时急功近利的法典化思潮。 普赫塔：继胡果、萨维尼之后，普赫塔在《习惯法》这部著作中运用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辩证法的技巧，对从罗马法主义的民族精神转向专家支配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他继承并发挥了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现代使命》中提出法的发展三阶段的学说，认为法的进化经历了“朴素的时期”、“多样性时期”（即经验性的判例时期）和多样性与学问性结合的“高层次统一性时期”（即学者性的法律家统治时期）三个阶段。而在这最后一个时期，只有学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认为，作为民族的“机关”的这种法律家，在学说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普赫塔依据的是后期历史法学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论的演绎方法，即不是从各种法律、命题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从概念中演绎出教条式的命题和判例。这种方法虽被后来耶林批评为是“倒置法”，但却为后期历史法学派中“潘德克顿法学”的繁荣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随着历史法学派的发展，在该学派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即尽管大家都强调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应是对历史上的法律渊源的发掘和阐述，但在哪一种法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种法最为优越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的罗马学派和认为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国历史上的日耳曼习惯法（德意志法），强调应加强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学派。罗马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胡果、萨维尼和普赫塔外，还有温德海得和耶林等人。该学派强调当前德国法学家的任务，是对德国历史上的罗马法穷根究底，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其中内含的原理，区别其中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经死亡了的。胡果和萨维尼，都试图在研究罗马法的基础上构造一门概念清楚、体系完整的民法学学科，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罗马学派开始向概念法学发展。19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学派又分为两派，一派以温德海得等人为代表，在研究《学说汇纂》的基础上，使概念法学发展得更为充分、更加系统化，从而形成了“潘德克顿法学”，另一派则以耶林为首，逐步意识到概念法学的弊端，主张对法不应当仅仅作历史的、概念的研究，还必

须从法的目的、技术、文化等角度来研究。 历史法学派中的罗马学派转变为“潘德克顿法学”，是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势，统治阶级开始认识到，统一的德国对于其挤入帝国主义列强是必要的。为此，在德国出现了统一立法的趋势。1848年以后，《德意志一般票据条例》开始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绝大多数盟国实施。60年代，《德意志一般商法典》在绝大部分德意志同盟成员国实行。其后制定民法典的呼声也甚高。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则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这无疑刺激了“潘德克顿法学”的成文法至上主义。 “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由专事研究《学说汇纂》的学者海塞（Heise）创立，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温德海得。温德海得既是“潘德克顿法学”的核心人物，也是后期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温德海得的理论主要集中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该书是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集大成。首先，该书在对所有“潘德克顿法学”文献进行概括、整理和阐明内容的同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公正的批判；其次，该书体系完整、理论结构严密，不仅在各项制度研究上运用了由概念的形式逻辑性操作构成的系统的法学方法，而且将其推广到了整个私法学领域；第三，传统的“潘德克顿法学”作品，或偏向于理论或偏向于实用，而本书则第一次将理论和实用结合在一起。它是对以往“德国普通法”理论的集大成，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具有极大的权威，不仅支配了整个德国的民法学，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1900年《德国民法典》 “潘德克顿法学”的特点，一是对概念的分析、阐述非常完善；二是注重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尤其是温德海得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确立的五编制民法学体系，成为1900年《德国民法典》（包括后来的日本和旧中国等的民法典）的渊源；三是以罗马《学说汇纂》作为其理论体系和概念术语的历史基础。“潘德克顿法学”，顾名思义，它是《学说汇纂》的注释学，这是近代德国民法学明显区别于《法国民法典》的地方（后者以查士丁尼《法学阶梯》为蓝本）；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脱离现实、从概念到概念、从条文到条文的倾向。 在温德海得将“潘德克顿法学”发展至顶峰的同时，以耶林为首的“目的（利益）法学”（功利主义法学）也在罗马学派内部形成。在这三本书中，耶林对“潘德克顿法学”只注重概念、脱离社会现实利益（权利）斗争、脱离社会法的目的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在《罗马法的精神》一书中，耶林首先分析了权利概念。萨维尼将权利定义为“意思的力”，耶林主张将权利定义为“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利益”。〔10〕在《法的目的》中，耶林又对人的目的和动机作了研究，这种目的或动机形成两个大的系列即个人的和社会的。个人对社会行为的利己动机有两种：报答和力。 历史法学派中另一个学派日耳曼学派，其特点是埋头于德国本民族法（日耳曼习惯法）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日耳曼学派坚持历史法学派的基本观点，认为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该学派也赞成罗马学派的研究方法，主张用逻辑的、概念的、体系的手段来研究历史上的法律。但是，与罗马学派不同，该学派主张发掘德国私法自身发展的历史。与罗马学派为近代民法学的体系、原则、概念和术语奠定了基础相对，日耳曼学派的贡献除了为近代提供社会团体主义理念之外，还表现在促进了近代商法学和有价证券法学的发达方面。而对日耳曼法学的总结、整理和定型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则是祁克。 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梅因考查了早期父权社会关于遗嘱继承的历史及古今遗嘱与继承的各种思想，考查了财产、契约、侵权和犯罪的早期史，对雅利安

民族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进行了比较研究。梅因发现罗马法律在理论上是来自“十二铜表法”，而英国法律在理论上则来自古代的不成文惯例，因此认为“十二铜表法”的公布并不能作为法律史研究的起点。梅因批判了霍布斯根据自然法理论提出的法律是在一个法律上有无限权力的主权者或者政治领袖对一个臣民或者政治下属所颁发的不可抗拒的命令的理论。同时还批判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边沁、奥斯丁关于法律是主权者命令的学说，认为在早期人类社会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主权者，更不存在所谓的主权者的命令。而最早的法律起点应当是“地美士第”，梅因认为，法律的早期发展经历了一条“地美士第”——“达克”——“习惯法”——法典的一般发展图式。“当原始法律一经制成法典，所谓法律自发的发展，便告中止。”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立法开始进入法律的领域，法律有了其独特的发展轨迹。 梅因指出，法律与社会的协调有三个手段，就是“法律拟制”、“衡平”、“立法”。“法律拟制”是指法律的文字并没有被改变，但是法律的运用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英国的“判例法”和罗马的“法律解答”都是以拟制为其基础的；法律用以适应社会需要的第二个手段是“衡平”，它是同原有民法同时存在的某一些规定，是一切法律都应当加以遵循的，法官可以据以作出判决的原则；最后一个改进的手段就是“立法”，就是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立法机关虽然可以说是根据“衡平”而制定的，但是其所制定的法律之所以有拘束力，在于立法机关本身的权力，而不是由于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所根据的原则的权力。现代社会就是运用上述三种手段对古代的法律进行修正。这就是梅因所谓法律和立法一般发展方面的“现象序列理论”。 从法学历史方法论这个角度来看，其学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梅因分析了各国法律演变的历史进程，指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古代法律渊源都是沿着“判决”——“习惯”——“法典”这样的顺序产生发展的。最初法是以父权家长或是国王判决形式出现的，这种针对特定案件的，假借神意指示而下的判决并没有形成一般原则，只是法的萌芽状态；随着社会的进化，国王逐渐丧失神圣的权力，而为少数贵族集团所取代，这些贵族集团不再假借神意，而是确立自己的权威。他们依照习惯原则来解决纷争，成为了法律的仓库和执行者，他们所依据的习惯也就成了习惯法，从而法律的发展也就进到了“习惯法”时代；再后来，由于文字的发明，加上大多数人民对于少数贵族的独占法律表示不满与反抗，从而促成了法以法典的形式加以公布，这使得“法典时代”最终到来。经过这三个阶段之后，静止的社会便停止下来，只有进 步的社会的法才能继续发展下去。 第二，进步社会法的继续发展主要依靠三种手段：其一是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如罗马的法律解答。其二是衡平方法(Equity)，例如古罗马以裁判官法来补十二表法之不足，而英国以衡平法补普通法之所失。其三是立法，即由立法机关制定法规。 第三，梅因在比较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他提出的“从身份到契约”的公式，不管曾经引出过怎样的辩难与批评，毕竟是从法律史角度深刻描述了两千余年西方社会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第四，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还具体运用历史方法论的研究方法，对遗嘱的早期史，财产、契约的早期史以及侵权和犯罪的早期史进行了专门研究。

民法夏昊晗还是蒋四金

民法学家夏昊晗和蒋四金同时出身于中国，都是著名的法律学者，但二者有许多显著的不同之处。

夏昊晗是一位法学博士，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中心任职高级研究员，并发表了多篇著作，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优秀成果奖。他的研究专注于民法和国际私法研究，特别是中国民法的研究和改革。

蒋四金则是一位法医学家，曾任中国司法部司法技术实验中心研究员，也是多家报纸和杂志的客座编辑。他的研究着重于法医学，包括法医学解剖学、法医学古生物学、法医学毒理学、法医学刑事司法科学和法医学遗传学等。

从他们的研究领域来看，夏昊晗的研究着重于民法和法律，而蒋四金的研究着重于法医学。

中国历史法学代表人物

中国历史法学代表人物

一、古代法律人物都有谁春秋时期的管仲，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

被誉为“法“家先驱”。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

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施行了变法，是秦国由弱变强的转折点。

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人物还有申不害、慎到等。西汉时的董仲舒，首倡法律儒家化，以《春秋》经义决狱为司法原则，对传统的司法和审判做了补充。

唐代的徐有功，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

历经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长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

二、古代有哪些法律人物春秋时期的管仲，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

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施行了变法，是秦国由弱变强的转折点。

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人物还有申不害、慎到等。

西汉时的董仲舒，首倡法律儒家化，以《春秋》经义决狱为司法原则，对传统的司法和审判做了补充。

唐代的徐有功，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历经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长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

三、中国古代法家的具体代表人物们的代表作和中心思想是什么希望对你有帮助法家及其主要思想家法家，在春秋时期是比较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他们主张法治，喜欢社会在维护私有制的观念中向前发展，他们以为，社会是需要秩序的，只有拥有良好的秩序，社会才能在稳定的环境中向前发展，因此，法家总是推崇法律的至高无上，认为社会就必须要有严厉的法律，违法必纠，做到法律的绝对权威，即今天的人们常言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同时，因为法家的思想观念是维护私有制已经形成的社会，目的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样，就必然已经迎合了统治阶级的心理需要，当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喜欢，法家因此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具了统治地位，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喜欢讲儒家思想的“仁政”，以达到麻醉人民的作用，但在竭力维护他们的统治和利益的同时，更喜欢法治，因此，实际上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以法律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法制从来就是阶级社会的有效统治工具，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更如此。

可见，法律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是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目的就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法家思想家：商鞅：商鞅原名卫鞅，春秋卫国人；应该说，商鞅是最早提出法制观念的思想家，奴隶社会虽然进行法制，但从来不向人民解释为什么要法制，而商鞅的出现，向人们阐述了法家为什么要提倡法制；当时，商鞅在卫国并不得志，因此，他最终离开了卫国而到秦国，在一些机遇中，他接近了秦穆公，并向秦穆公阐述了他的思想，得到了秦穆公的支持；商鞅执行法家思想的最大特点是，用简单的事例向人们灌输他的思想，并逐渐健全了秦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军队管理体制，其保甲制使秦国达到了全民皆兵境界，即秦国的农民平时作农业，战时则成为士兵，实际就是现在的义务兵役制，所以，秦国得到了强大的机会，最后，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比如，商鞅最初的城门赏金的事例就相当简单，为了显示秦国国君和他的诚信，他在城门立了一木，任谁只要移却了此木到另一城门，就赏千金，终于有人尝试，他就真赏了千金，从此，商鞅的法制观念深入人心，赢得了秦国人的尊重。

韩非子：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在法家思想中的地位，远比商鞅等人高得多；韩非本是韩国的王族贵人，但是，他的思想却偏偏无法在当时的韩国实现，其中的原因当然复杂，韩非在流落到秦国时，向秦国国君阐述了他的法制理念，并详细地为秦国制订了一整套的法律法规，秦国国君虽然没有重用韩非子，但是，却采纳了他的思想和观念；因为，秦国自商鞅以来，历代都重视法制手段，比如，范睢，吕不韦、李斯等，他们都顺势而为，尊重了秦国的实际，都推崇法制观念的。李斯：李斯是法家思想上最为重要的一环，正是李斯的出现，使得法家思想真正开始走上统治地位；李斯是战国末期秦国的思想家，他原是吕不韦的门人，在吕氏的帮助下，渐渐走到了秦国国君秦赢政的面前，成为宰相，在他的影响下，秦始皇更加推崇法家思想，并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体系，最后，秦始皇终于完全了秦国吞灭六国的壮举。

应该说，法家思想在社会的进步中有一些积极影响，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法家思想消极负面的一面，法家思想虽然提倡社会的有序性，但是，更注重的是阶级统治，是彻底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法律更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当前，我国的社会，同样是法制的社会，有些人也喜欢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法律最重要的不是法律本身，而在于法律是否真正有效，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我们常常看到，我国的法律几乎是形同虚设的，许多领导干部根本是没有法制观念和意识的，他们常常把自己与法律对立起来，以为自己应该在法律的约束外，他们常常以权代法，无视于法律的重要，比如，有些人的儿子，搞官倒，把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财产偷跑到国外去了，法律对他们有效吗？难道，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也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吗？所以，法律在当代社会虽然是必要的，但是，一个国家真正要搞好，还不在于法律，恰恰在于人们的思想，只有用先进思想的引导人们，使人民真正有正确的是非曲直观念，才会有良好的社会风气，使得法律真正能够执行起来。

说到底，法律只是强制手段，而思想的先进，才是一个社会的最终根本。

四、中国历史上有哪些著名法学家1、史尚宽

史尚宽，安徽安庆桐城南乡，民国著名法学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为迄今为止独立完成”民法全书”的第一人，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余复从事著述”，涉猎的领域广泛，几乎包含了法学的大部分领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等。

2、肖蔚云

肖蔚云，1924年10月生生于湖南省祁阳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获国家法副博士学位。

3、张释之

汉文帝时，张释之捐官出仕为骑郎，十年未得升迁，后经袁盎推荐，任为谒者，因向文帝陈说秦汉兴亡之道，而补任为谒者仆射，累迁公车令、中大夫、中郎将等职。后升任廷尉，严于执法，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以执法公正不阿闻名。

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汉景帝即位后，因张释之曾弹劾时为太子的景帝“过司马门不下车”，将释之谪为淮南国的国相。

4、商鞅

商鞅辅佐秦孝公，积极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政治上，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赐予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史称为商鞅。

5、韩非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五、请简述法学的历史发展和重要贡献的人物历史法学派的特征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形成了以胡果和萨维尼等为首的历史法学派，该学派诞生之初代表了德国封建贵族的利益，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法学流派之一，并统治欧洲法学界长达近一个世纪。

在19世纪，历史法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学思想发展的主流。胡果：胡果最先将历史性的实用主义批判引入法学领域，他在对“历史性的”自然法理论表示赞同的同时，反对纯理论的自然法学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

他在《作为实定法哲学的自然法》中认为，由于法学家从事的是文科研究，并不进行任何实验，所以他们的一般性的思索对立法没有价值。他指出，一定民族的各种法规、法律，不会顾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如同医生在开处方时，总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会顾及医学的一般原则一样。

因此，历史主义的个别化的观察方法与一般化的认识方法是对立的。基于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立法者对法发展的僭越。

他指出，“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统治者的法学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贤明多少。”他们试图将法纳入各种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谬的，法的本质之源是习惯法。

从现存的历史和比较观察中，必然导致出将来应发生的事情。而与此相对，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确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标准。

当然，在这一点上，胡果还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识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鸠在继承法国道德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对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萨维尼：系统论述历史法学派之基本观点的是萨维尼。

他通过对法的产生、法的本质和法的基础三个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

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

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时候，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

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

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

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

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在《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

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这种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

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

最后，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

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在萨维尼看来，法律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和语言、风俗一样，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意识”的体现。

法律是民族意识的有机产物，是自然而然逐渐形成的。法律起源于习惯，习惯是法律最初的不成熟的表现形式。

法律是自发地渐进地演化而成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识创造的产物。萨维尼这种法律观的哲学渊源是进化理性主义。

进化理性主义认为，社会、语言和法律都是按照演化的方式自然发展而成的，而不是由任何人依凭理性设计出来的，因而社会、经济、法律制度都不可能以演绎推理的方式加以重构。而建构理性主义基于对人类理性具有无限能力的盲目自信，主张一切社会、经济、法律制度都是由人类伟大的理性创造出来的，既然人类自身创造了各种制度和文明，那么人类也就能够按照理性设计随心所欲地对它们进行重构和改造。

萨维尼表面上主张一种消极立法论，认为法律犹如原野之草木，可以无需任何辛劳而生长，实质上其主旨在于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那种急功近利式的立法观念，强调制度设计之前的成熟的理论探讨。在立法方面，萨维尼始终对人类僭妄的理性持高度的戒心。

萨维。

拿破仑的主要成就

拿破仑·波拿巴（法语：Napoléon Bonaparte/意大利语：Napoleone Buonaparte，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即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I），出生于科西嘉岛，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历任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年－180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年－1815年）。 拿破仑于1804年12月2日加冕称帝，把共和国变成帝国。在位期间称“法国人的皇帝”，也是历史上自查理三世后第二位享有此名号的法国皇帝。 对内他多次镇压反动势力的叛乱，颁布了《拿破仑法典》，完善了世界法律体系，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 拿破仑于1814年退位，随后被流放至厄尔巴岛。1815年建立百日王朝后再度战败于滑铁卢后被流放。1821年5月5日，拿破仑病逝于圣赫勒拿岛。1840年，他的灵柩被迎回法国巴黎，隆重安葬在法国塞纳河畔的巴黎荣军院（巴黎伤残老年军人院）。

拿破仑生平简介100字

拿破仑·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是法国军事家、政治家与法学家。拿破仑生于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拿破仑先后领军挫败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法同盟，在1804至1815年间在位。拿破仑在1815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中再次兵败，在英国的软禁下度过生命的最后六年。

拿破仑推动的改革措施影响深远，包括高等教育、税法、道路和下水道系统，并建立法兰西银行（中央银行）。

他同天主教会议定1801年教务专约，旨在同治下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进行和解；与之一同推展的还有管理公共礼拜的奥兰治条约。同年，拿破仑成为法国科学院的院长，并指定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德朗布尔为永久秘书。

拿破仑的民法典，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拿破仑法典》在第二执政让-雅克·雷吉斯·德·冈巴塞雷斯领导的法律专家委员会下起草。拿破仑本人还积极参加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会议，参与草案的修改。

扩展资料

人物影响：

拿破仑于1804年11月6日加冕称帝，把共和国变成帝国。在位期间称“法国人的皇帝”，也是历史上自查理三世后第二位享有此名号的法国皇帝。对内他多次镇压反对势力的叛乱，颁布《拿破仑法典》，完善世界法律体系，奠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

拿破仑是军事家，对外他率军五破英、普、奥、俄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打赢五十余场大型战役。他在法国执政期间多次对外扩张，发动拿破仑战争，成为意大利国王、莱茵邦联的保护者、瑞士联邦的仲裁者、法兰西帝国殖民领主（包含各法国殖民地、荷兰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等）。

在最辉煌时期，欧洲除英国外，其余各国均向拿破仑臣服或结盟，形成庞大的拿破仑帝国体系，创造一系列军政奇迹与短暂的辉煌成就。除此之外，拿破仑也是最早提出欧罗巴合众国构想并试图通过武力合并来实现的人。

他一生亲自参加的战争达到60多次，而其指挥的战斗，在军事史上有重要意义。他的霸权，搅乱了欧洲国际关系，破坏了各国的势力平衡。在拿破仑战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新的欧洲秩序被重新建立起来，保持均势。

作为政治家，拿破仑的影响也同样深远，于1804年颁布以他的名字为名的《拿破仑法典》（又叫《法国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经典典范，也是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的重要参考之一。

其中所确立的关于民法和财产法系的基本原则，大致上后来大多数国家皆普遍模仿和遵循，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随着他的领土扩张迅速的传播开来；另一方面他又勇于挑战及破坏专制主义，可以说是近代的民主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等理念的先驱者。